從驅動力之變看礦產勘查之機

　　礦產勘查處于礦產資源產業鏈供應鏈的上游，經濟發展、礦業市場、礦產開發等力量驅動著礦產勘查發展變化，經濟增長的周期性變化驅動了礦產勘查活動的周期性變化。分析20多年我國礦產勘查驅動力變化，探尋影響礦產勘查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影響因素，研判礦產勘查投入的變化態勢和發展趨勢，對于更好地實施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。

礦產勘查驅動力發生了轉折性變化

　　2000年以來，我國經濟經歷了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。2010年，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，從快速工業化階段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。伴隨著經濟增速、增長方式與經濟結構調整，礦產勘查驅動力發生了轉折性變化。

　　——經濟增長總體逐步放緩，經濟結構從以第二產業為主轉變為第三產業為主。2000~2007年，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，年均 GDP增速10.5%。2008~2012年，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，我國GDP年均增速降至9.2%。2013年以來，GDP增速緩慢下滑，到2019年降至6.0%。受新冠疫情影響，2020~2022年GDP增速出現大幅波動，年均增長4.4%。2000年以來，第二產業比重先升后降，工業、建筑業、交通運輸業等礦產資源需求量大的行業部門增速明顯放緩。

　　——礦產資源供需態勢由過去的快速增長轉變為高位波動與高位趨穩。2000~2011年，我國礦產資源開采總量年均增長9.3%;2012年之后，增速顯著放緩，于2014年達到峰值后逐年緩慢下降;2019~2021年出現緩慢回升。同時，我國礦產消費總量在2014年后由過去的快速增長轉變為緩慢增長，并具有高位趨穩的態勢。不同礦種消費量增長出現分化，消費量在10億噸級的煤炭、鐵礦石、水泥等大宗礦產消費量達到峰值區并在高位波動，多數有色金屬與貴金屬消費量增速放緩、高位趨穩，消費量在萬噸級及以下的戰略性礦產消費量持續增長。

　　——礦產品價格由持續攀升轉變為下行調整態勢。礦產品供需關系變化，決定了礦產品價格變化的宏觀走勢。2000~2011年，我國礦產品需求持續擴張，礦產品價格不斷攀升。2012~2019年，礦產品需求增速明顯趨緩，供需關系緊張形勢緩解，礦產品價格總體不斷下行。2020~2022年，新冠疫情打亂了全球礦產品供應鏈體系，導致局部區域供需關系被扭曲，并沿著供應鏈傳遞，造成全球范圍內礦產品供需緊張，再加上美元超額供給、金融資本投機等因素，刺激了礦產品價格大幅攀升。

　　——采礦業對經濟發展貢獻作用有所減弱。采礦業增加值在工業和 GDP中比重逐漸降低，分別從2011年的5.3%和13.4%下降到2020年的2.4%和7.6%。2021~2022年，采礦業增加值增速有所增長，分別同比增長5.3%、7.3%。

當前礦產勘查處在筑底—回升階段

　　隨著我國經濟從高速度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，礦產資源開采和消費由快速增長轉變為高位波動與高位趨穩，采礦業利潤由持續快速攀升轉變為下行—回升趨穩，礦產勘查活動由持續快速擴張轉變為下行調整，目前處在筑底—回升階段，正在醞釀新一輪增長周期。

　　首先，礦產勘查投入由增長轉變為下行—趨穩，市場回升動力緩慢增強。2003~2012年，我國礦產勘查進入10年繁榮期，勘查投入從10.18億元快速增長至405.39億元;2013~2019年礦產勘查投入不斷下行;2020~2022年，礦產勘查投入緩慢回升，同比分別增長0.7%、6.4%、16.4%。從投資來源來看，2013年以來礦業企業投入占比不斷減少，盡管2021~2022年采礦業利潤大幅增長并創歷史新高，但礦業企業勘查投入增長仍然低于財政投入的增長。這說明礦產勘查市場雖然已走出底部區間，但是礦業企業仍持謹慎樂觀態度，礦產勘查所面臨的市場環境亟待進一步轉變。

　　其次，礦產勘查投入結構持續調整，不同礦種出現分化。2017年以來，我國煤炭礦產勘查投入占比緩慢回升，金屬礦產勘查投入占比波動下行，非金屬礦產投入占比則不斷上升。不同礦種勘查投入呈現三種變化態勢：三稀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勘查投入穩中有升，有色金屬和貴金屬礦產勘查投入降中趨穩，煤炭和黑色金屬礦產勘查投入由降轉升。

　　再次，鉆探工作量由增長轉變為逐年下降，初級勘查總體走弱。2001~2012年，我國礦產勘查完成鉆探工作量年均增長40.6%。2013~2020年，鉆探工作量逐年減少，2021~2022年鉆探工作量觸底回升，同比分別增長21.3%、4.9%。從勘查階段看，2006～2008年完成詳查、勘探的項目數占階段性勘查礦產地總數的比例平均為36%，而2018～2022年該比例平均為68%。這表明，礦業權人更加傾向于對工作程度高、資源前景好的找礦靶區開展進一步勘查工作，而對工作程度低、資源前景不明朗的地區投入更趨謹慎。

　　最后，新發現礦產地與新增查明資源儲量總體減少。從年際變化看，我國新發現礦產地在2009年之后總體減少，從2006~2010年的年均567處減少至2018~2022年的年均106處。從單位資金投入找礦成效來看，相同的資金投入新發現礦產地在數量上總體呈減少趨勢。2006~2010年，億元勘查投入新發現礦產地數量為平均每年6.6處;2018～2022年，億元勘查投入新發現礦產地數量減少至每年平均1.3處，低于前一階段的1/5。相應地，新增查明資源儲量也呈減少趨勢。以銅礦為例，2006~2010年銅礦勘查平均每年新增查明資源儲量為423.2萬噸，2016~2019年則降至342.5萬噸。

礦產勘查迎來重要戰略機遇期

　　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，對礦產資源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一是暢通產業鏈供應鏈對國內礦產資源保障能力的需求。

      近20年來，我國礦產資源需求量快速增加，國內礦產品產量增速趕不上消費量增速，部分礦種對外依存度不斷增加。新冠疫情暴發以來，逆全球化潮流涌動，全球礦產資源供應鏈產業鏈安全受到很大沖擊。面對這種形勢，中央高度重視礦產資源供給保障。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第10期《求是》雜志發表文章，明確指出“要增強國內資源生產保障能力。要加大勘查力度，實施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，提高海洋資源、礦產資源開發保護水平”。

二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支撐低碳能源產業發展的需求。

      未來10年是中國擴大脫碳規模、成功實現碳中和的關鍵破局期，低碳/無碳排放的新能源將加速發展。風力發電、太陽能發電、新能源汽車、儲能電池等低碳能源產業發展將驅動關鍵礦產需求快速增長。保障低碳能源產業發展所需的關鍵礦產，將成為礦產勘查工作的重要方向。

三是新一輪科技革命支撐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需求。

      21世紀以來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。新一代信息產業、高端裝備制造產業、節能環保產業、新材料產業、新能源產業等新興產業發展，均需要不同種類的關鍵礦產作支撐。在世界主要工業國新興產業領域角力的驅動下，各國對于關鍵礦產的重視日益加強。同時，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推動先進技術深度應用，促使礦產勘查工作內容、效率與方式發生變革。大數據正在引發地球科學領域一場深刻革命，將影響礦產勘查理論與技術發展。量子傳感與測量技術是當今國際地球物理探測裝備的重點發展方向，能夠為深部礦產資源探測提供新的技術手段。航空物探在航磁多參量、矢量測量、航空重力測量和時間域航空電磁測量技術等方面取得了快速發展，為提高礦產勘查效率與探測能力奠定了基礎。

推動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礦產勘查長效機制

　　正在開展的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，不僅僅是要找到更多大礦，更重要的是推動建立礦產勘查長效機制，讓市場真正在礦產勘查的人、財、物等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。

清理影響礦產勘查投資的非市場阻礙性因素。

      一方面，從礦業權管理、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完善礦產勘查管理政策，推進形成政策穩定、市場透明、可以預期、更加友好的礦產勘查政策環境。例如，全面推進礦業權競爭性出讓，對于規范礦業權市場作用明顯，但客觀上企業獲得和保持探礦權的經濟成本有所加大，社會資本投資意愿有所下降。

暢通礦產勘查投資融資渠道

      另一方面，。目前，我國礦產勘查形成了中央財政、地方財政與社會資金三個渠道共同投入的投資結構。在礦產勘查繁榮期，以社會資金投入為主，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占比較小;在礦產勘查下行期，社會資金投入不斷下降，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穩定礦產勘查投入的作用凸顯。與發達經濟體相比，我國礦產勘查市場建設起步較晚，礦產勘查的市場融資發展較為緩慢。我國應充分借鑒發達經濟體資本市場投資融資做法與經驗，大力發展風險勘查資本市場，暢通礦產勘查多元化融資渠道。探索建立政府主導、財政資金與社會投資共同參與的風險勘查引導基金，通過社會投資設立商業性礦產勘查風險投資基金，引導基金與商業性勘查風險投資基金協調配合、分工協作，可以對我國礦產勘查投融資機制的培育和完善起到引導和促進作用。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礦產勘查融資方式，還包括公開上市融資、企業合作融資、引進外資融資等。

（作者單位：中國地質調查局發展研究中心）來源：中國自然資源報